“盥洗室”的“盥”字怎么读，是什么含义？恐怕不少人答不上来。但如果查这个字对应的篆文，再结合《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就容易理解了：“澡手也。从臼水临皿。”这个字形上面是两只手，中间有水穿过，而底下则是一个接水的器皿，非常形象地传达出“洗手”的含义。

　　通过《说文》小篆理解汉字，能解答不少关于汉字的疑惑。如今，遇到类似问题，我们可不必翻阅“大部头”工具书，只要这个字在《说文》中有收录，轻松登录“数字化《说文解字》”平台检索一下，问题就能解决了。

　　8月底，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数字化《说文解字》研究与应用平台”在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对外发布。将《说文》及其历代研究成果数字化，对汉字研究和教育的意义何在？传统“冷门”学科成果通过数字化手段呈现，将为文化传承方式带来怎样的改变？

　　2012年，对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的研究团队来说，是意义不凡的一年。王宁作为首席专家投标的“数字化《说文》学及其研究平台构建”获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其实在6年前项目申报时，先期的基础工作已经大致做完，在项目申报会上我和大家说，《说文》的现代化转型，是我们继承章黄‘小学’和发展传统语言学的一种追求，不论项目是否能批下来，我们都要做下去，做成功。”王宁谈道。

　　那么，是什么让王宁和她的团队有这样执着的坚守？还要从《说文》及《说文》学本身来找答案。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石，《说文》是一座大型的文化知识宝库。作为一部大型字书，《说文》不仅收录了当时通用的汉字，同时还收录了汉代之前历代所传的古字。除了在声韵、文字、训诂方面有很高价值外，对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说文》的价值和重要性，河北大学教授杨宝忠解释道。

　　“《说文解字》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根柢之书，由该书开掘、生发出的‘《说文》学’，为汉字学理论建设贡献出了极为丰富的学术成果。20世纪初，深处大变革时代的章太炎先生博通经史，其学术最基础的根底，就是以《说文》学为基础的语言文字学；章太炎的学术传承人黄侃也把《说文》当作‘重中之重’的小学专书，作为中华文化认同的根基。正是因为《说文》学增强文化自信的宏远志向与现代强国的理想完全一致，才使我们怀着信念来弘扬自己的师承。”王宁深情地讲道。

　　王宁表示，数字化《说文解字》研究与应用平台就是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说文》及其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贮存与呈现，利用专家标注的方式构建完善的《说文》形、音、义、训、例知识库；并将章黄《说文》学的思想精华和科学方法融入其中，提供对《说文》小篆形音义属性的深度系联，从而为进一步挖掘《说文解字》中的科学信息、汉语语言文字规律提供更为高效、可靠的优质学术资源。

　　那么，《说文》数字化平台有什么具体功能？王宁具体概括为四项：“一是对《说文》分项检索的功能；二是对《说文解字》及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加以关联进行贮存的功能；三是其中一部分可以为汉字教学提供演示；四是平台的多元系联机制还提供了建立在第一手材料基础上的研究功能。”

　　形声字是很常见的一类汉字，形旁表意，声旁示音，但由于汉字经历了古音的变迁、字形的演变，当初的形旁、声旁的写法、读音可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何“回到当初”，推测在汉代乃至更早时期汉字的表意、示音构件？研究平台的“构形系联”便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用户只要在搜索框中输入单个楷体字，选择“单字”按钮后搜索，系统便可自动查找该楷体字对应的篆文在《说文解字》中的说解，并根据《说文》的说解逐层分析该篆文的构件。

　　以“照”字为例，“照”在《说文》中的说解是“照，明也。从火昭声。”就说明“照”由两个直接构件“火”和“昭”构成，其中“火”是“照”的表意构件，“昭”是“照”的示音构件。同时，“昭，日明也。从日召声。”就说明“昭”也是由两个直接构件“日”和“召”构成，其中“日”是表意构件，“召”是示音构件。以此类推，“召”字由表意构件“口”和示音构件“刀”构成，在《说文》中的说解是“召， 也。从口刀声。”而“刀”，“口”，“日”，“火”都是独体字，无法再分解，这些就是“照”的基础构件。

　　“除了在学界的运用外，在基础教育领域，老师们也特别迫切地需要对汉字有个权威的讲法，我想，当下任何人的观点都没有《说文解字》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平台可以作为一个较为权威的汉字学习工具，方便课堂教学、家庭教育、学生自学。只要用科学的手段传播下去，我们的汉字教育应该能得到很好的提升。”王宁说。

　　例如，说起“比”我们常想到较量，《说文》释为“比，密也。”字形是两个靠在一起的人，小学生学习古诗“天涯若比邻”就好理解了。再如学习成语“脱颖而出”，“颖”字《说文》释为“禾末也。从禾，顷声。”就是说禾苗穗的尖端突出来了，成语的意思就清楚了。

　　1993年成立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1995年开创性地解决《说文》小篆字体的计算机输入与输出问题；1999年实现《说文》小篆与楷字的计算机混合横竖排版显示与字头检索；2010年开发“《说文》数字化研究平台（单机版）”初步构建了《说文》构形、声韵、词训的知识库。王宁团队走过的路，写就了一门传统学科主动迎接信息技术变革的孜孜以求。

　　“王宁先生率领的团队，特别注重研究手段的革新，很早就将现代计算机技术引入《说文》学研究中。”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表示，“‘数字化《说文解字》研究与应用平台’是现有《说文》数字化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发展，体现出文理交叉、跨学科研究的创新精神。”

　　当传统学问“遭遇”信息技术，除了机遇，面临更多的还是挑战。“作为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科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对话，在对话中二者确实存在思维方式、问题与求解策略、实施方案的差异。”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宋继华表示。

　　“团队面临的问题包括技术链的问题、基础研究问题、成果定位问题等，以技术链为例，从小篆字库的构建，到后来的输入法、数据库，包括超文本技术、文本聚类技术、数字建模技术、本体分析和复杂网络特征技术在内的每一项技术背后都有阶段性的成果，这些阶段性成果成为平台上线的坚实技术和资源基础。当然还包括王宁先生在90年代初就有的计算机意识，这种远见卓识难能可贵。”宋继华解释道。

　　经典数字化，对于文化传承方式有什么影响？“我们一直坚信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是没有问题的，而不是‘越古越保守’，历史上很久里，对于怎么样对待汉字这一传统，讨论和做法很多，比如简化汉字，它对于汉字普及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在简化的过程中，对于汉字的字理、汉字科学的教育都有缺失。我想，数字化《说文》学将有利于弥补这些缺失。”王宁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