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辛弃疾的一幅书法真迹——《去国帖》，就是辛弃疾在写下著名的《菩萨蛮》之后写成的。根据徐邦达先生考证，此帖的书写时间当为辛弃疾平茶寇后，诏江西提刑除秘阁修撰，故此帖当书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十月间，辛弃疾时年三十六岁。

　　从《去国帖》能够准确的看出，辛弃疾的政治生涯，虽然无须像岳飞、韩世忠这样面对皇帝对武将的猜忌，但在宋朝完成第二次收兵权之后，文官集团势力坐大又成为皇帝的心腹之患，宋孝宗频繁换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清洗，辛弃疾的许多朋友都受到牵连。辛弃疾的心情再度沉落到谷底。

　　《去国帖》是《宋人手简册》中的一页，纸本，行楷书，纵33.5 厘米，横21.5厘米，共十行，一百一十字，是辛弃疾唯一存世的纸本书法真迹。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许多这样的唯一，比如王珣《伯远帖》、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都是这些书写者唯一的存世笔墨。辛弃疾《去国帖》，也是这样的“唯一”。

　　弃疾自秋初去国，倏忽见冬，詹咏之诚，朝夕不替。第缘驱驰到官，即专意督捕，日从事于兵车羽檄间，坐是倥偬，略无少暇。起居之问，缺然不讲，非敢懈怠，当蒙情亮也。指吴会云间，未龟合并。心旌所向，坐以神驰。右谨具呈。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

　　这是一纸信札，全帖通篇小字，中锋用笔，清秀稳健，不同于他词风的豪迈奔腾，却表现出浓郁的书卷气。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但“文”和“字”，风格有时不完全一样，这说明诗、文、书法这些艺术都有复杂性，人就更是一个多面体。

　　笔者在《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中说过，很多人相信了草书前后《出师表》是岳飞手迹，是因为那文字线条里透露出的豪情符合人们对岳飞的想象，但岳飞真实的手札墨迹，透露出来的却是文人般的稳重隽秀。在辛弃疾的书法里，同样看不出“气吞万里如虎”的磅礴气象。也正因如此，书法才成为一个丰富、立体、复杂的世界，似乎总会有某种变化，超出我们的想象。幸亏他们在诗词之外，有手札墨稿留到今天，让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明白他们，体会他们的内心。

　　最后“右谨具呈。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这是辛弃疾的落款。

　　吴斌认为，透过以上三层意思，我们大家可以寻找到以下五条线索：一、收信人是辛弃疾的上级；二、收信人在杭州；三、《去国帖》是辛弃疾七月离开杭州后，写给这位上级的第一封信；四、辛弃疾表达了“不负剿寇重任”的意思，可视为完成使命后的交代；五、辛弃疾渴望回杭，面见这位上级。

　　辛弃疾写《去国帖》时，叶衡已然外放，贬知建宁府（府治在今福建省建瓯市），不在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不有几率会成为辛弃疾拜谒的对象。

　　曾觌，字纯甫，号海野老农，汴京人，是宋孝宗赵眘的“潜邸旧人”，因善于察言观色，深得宋孝宗欢心，从此“轻儇浮浅，凭恃恩宠”，“摇唇鼓舌，变乱是非”，权势盛极一时。他在历史中的名声蛮负面的，《宋史》把他归为“佞幸”，史书中不见善评。

　　然而，假如以主战与主和的立场划线，曾觌却是旗帜鲜明的主战派。曾觌和虞允文是对头，这并不代表他与虞允文的北伐主张相左。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隆兴和议后，曾觌于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深冬出使金国，看茫茫原野，过邯郸古道，内心涌起无尽伤悲，写下一首《忆秦娥·邯郸道上望丛台有感》：

　　风萧瑟，邯郸古道伤行客。伤行客。繁华一瞬，不堪思忆。丛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空陈迹，连天衰草，暮云凝碧。人们评价，曾觌词风格柔媚，多是风花雪月之作，但这首《忆秦娥》，却是苍凉激越，透出几分男儿血性，有一点儿“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思。“丛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它的潜台词，显然是希望“有”消息，也希望这陈迹“不空”，景与物里，其实都藏着不满，对谁不满，就无须深说了。曾觌以江山破碎为主题的词还有很多。当然，曾觌只是表达一下个人情感，没有血拼金主、一去不还的意思，诗词的力度，当然与辛弃疾不在一个台面上。但他也算是南宋著名词人，留到今天的作品，还有一百多首。

　　学者林昭德、李达武这样评价曾觌：“像曾觌这样的上层文人，不管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最高统治者联系得何等紧密，残破的家园、积贫积弱的国运总会不断地叩击他的心，在光荣的历史与屈辱的现实的夹击下，又怎能不流泻出那只能属于自身个人的反省和呢？所以我们大家都认为在这首词中，所谓繁华一瞬，所谓歌舞陈迹等都寄寓着对北宋灭亡的感叹，以及失地未能收复的悲伤于其中。正是作者从这种反思启示着人们：分裂和偏安是不得人心的。”

　　叶衡拜相，曾觌是幕后的推手，可见他还是有见识、有担当的。曾觌还与韩彦古是亲家，而韩彦古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抗金名将韩世忠。顺便说一句，他写得一手好词，可见他也并非不学无术。

　　曾觌《水龙吟》曰：“楚天千里无云，露华洗出秋容净。”这与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首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不谋而合，说不定曾觌和辛弃疾之间，也曾“互通款曲”。

　　对于辛弃疾来说，曾觌是神一样的存在，是朝廷里的靠山，是他后台的后台，但曾觌的词虽佳，却被辛弃疾甩出了十万八千里，辛词光耀千古，无情地遮蔽了曾觌的存在。

　　不幸的是，这靠山，也在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去世。终于，在曾觌去世的第二年，辛弃疾被削职为民。

　　从《去国帖》能够准确的看出，辛弃疾的政治生涯，虽然无须像岳飞、韩世忠这样面对皇帝对武将的猜忌，但在宋朝完成第二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收兵权之后，文官集团势力坐大又成为皇帝的心腹之患，宋孝宗频繁换相，目的是打压、制衡文官，让他们懂得夹起尾巴做官。孝宗一朝宰相变换的频率，在宋代绝无仅有，把帝王的驾驭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叶衡外贬，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清洗，辛弃疾的许多朋友都受到牵连。辛弃疾的心情再度沉落到谷底。

　　叶衡贬了，曾觌死了，从北国“飞”到南方的辛弃疾彻底变成了一只孤雁，在江南的天宇下遨游飘零，他的身手，再难有施展的机会。如本文开篇所写，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辛弃疾就这样心情沉重地迁往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闲居生涯。

　　“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像一百年前的苏东坡一样，甘心或者不甘心地做起农民，自号：稼轩。